光影斑驳的日子

邀请信

 

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云南永宁助学的义工泥土（鄢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关注贫困山区学生的心理问题的项目。经过10年的助学，永宁助学已经资助了700多名贫困家庭的孩子重返学校。但随着孩子的成长，其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孩子的家庭都非常贫困，父母为了他们能继续升学，不断的劳作，非常辛苦，因此这些孩子担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理想、父母的辛苦、贫困的家庭、对未来的迷茫、成长的烦恼……所有的问题都交织着，盘旋在孩子的心中。这些孩子大部分都非常内向，也找不到解惑的渠道。这些问题累计得越多和越深时，对他们的成长和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助学希望通过问答的形式，每月编辑“给孩子们的那些话——云南永宁助学Q&A问答”， 并给每个孩子邮寄一份。我们希望通过问答的形式，给孩子们的普遍疑惑或者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许多过来人的成长经验，让孩子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学习、思考，还有成长。

因此我们需要志愿者抽出你10分钟，给这些孩子分享你的成长经验以及思考。您所要做的：

1、  抽出10分钟的时间回答1-2个问题；

2、  付出耐心和思考。

3、  我们鼓励你附上简短而有趣的个人介绍（1—2句话就可以）和一张个人照片，我们会附在问答中。我们希望孩子们能知道到底是谁在和他们交流，而不仅仅只是知道也许是远方的某一个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当然如果你不愿意，也可以不提供。

 

您所收获的：

1、  每月收到一份电子版本的“给孩子们的那些话——云南永宁助学Q&A问答”；

2、  和孩子分享你的成长经验和思想，享受分享的快乐；

3、  收获到做公益的快乐；

 

    此致

 

敬礼

 

 

                                           云南永宁山区助学行动   泥土（鄢炎）

 

 

（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志愿者，请留言。呵呵，当然，我会根据每月的问题和你们沟通）

昨天晚上才到成都，就赶着和这边的联络人见面

今天下午又开会，晚上轮着见了4家NGO，凌晨2点才回家，也真累啊

中国正在成长的草根NGO本应该是推动组织化的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很多草根NGO本身就是志愿者创立起来的，应该和志愿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不能不令人忧虑地看到，很多草根NGO在依托国际基金项目以后，迅速地让自己职业化和项目化，志愿者很快被这些NGO看作只是劳动力的提供者，而被置于边缘的地位，而志愿精神在这个NGO的治理中根本看不到。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这些NGO虽然还是婴儿期，却已经在自掘坟墓。

我们常常批评中国的很多NGO缺乏民意，扎不下根来，他们活跃于各种国际和国内会议，在各种媒体的舞台上表演，忙碌于各种基金会的申请过程中，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发展慢了，而是发展太快，这使得很多NGO所应该具有的公民社会的文化都没有能够来得及沉淀下来，就迅速地被新的概念所取代。我想这些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内涵的NGO是不可能构成公民社会的，它们只是NGO泡沫而已。泡沫，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特征，本不能对NGO苛求，但是如果一些NGO真的想要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真的想要因为它们的存在，而使得社会有一个不一样，那么NGO就需要沉下心来，去做耗力费时却又默默无闻的扎根过程，这个扎根，我以为最关键的是，将人们的志愿精神唤醒，并组织起他们，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志愿精神应该逐步成为NGO的灵魂。

有很多时候，朋友忧心仲仲地问我，“中国的NGO还有希望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的体会是，如果NGO还有希望，那希望将在那些志愿者身上。

 唐大哥说，我们是流水，他是围墙。很多年了，他依然在哪里，而我们是走了又来，来了又走。10年的时光不是这么容易坚持的，也不是一纸能说清楚的。唐大哥，多保重啊。助学自己走好啊：）

 负责人声明书： 
    2007年就要过去了，在湖思茶屋即将走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永宁助学的第17、18任一线工作人员正在陪我度过新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在泸沽湖边，全都因为有了助学行动的存在。没有这份使命，我想我不会留在湖边这么久。
    回顾过去，每一位来这里生活、工作、并肩战斗的年轻人，都给了我深深的鼓励和感动。没有他们，我也不可能和助学行动一直走到现在。
    他们个性十足，善良勇敢，为了自己的助学梦想，也为了能让当地的孩子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行走在永宁乡大大小小的村庄农舍之间。每年300多个学生的年度家访，近的是要走两三个小时的浪放村，远的是一周都要吃住在山上的拖支各彝族村。山上的家访如果遇到下雨或下雪，更是苦不堪言。不仅要忍受泥泞和寒冷，还经常带着满身被跳蚤叮咬的伤痕回家。我曾经跟着他们去过几次家访，也在心里暗自问自己，换作是我，我能坚持么？我得到的答案是不能。因为太艰苦，太枯燥，要有太大的决心才能坚持下来。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敬佩他们。
    茶屋是他们的家，我算是他们在这里唯一的家长，除了给予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外，即使每一次心疼到无言以对，我也只能告诉他们，工作中的各种困难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克服的现实。就像贫穷之于孩子们，也是他们需要勇敢面对的人生。
    8年了，一届又一届义工来了又走，不知道有多少欢笑和泪水在湖边翻动。8年了，第一批受助学行动资助的孩子都已经上了高中或者大学。他们也许已经记不得曾经交谈过的义工哥哥姐姐的面容，但相信生命中受过别人帮助的人，也会相信世事的美好，在未来的某天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需要的人。
    那些默默无闻的网络义工们，层层叠叠不知经历了多少代，有的甚至已经移民海外为人父母。但他们在论坛上留下的成绩，在繁忙工作结束后为助学所做的事情，都会印在助学网站和数据库的各个角落里。
    那些年年月月关注孩子的资助人们，是你们的每一张汇款单和寄来的衣物书籍，给了一线坚持的理由。也让我们的义工把资助款的每一分钱都做到透明。学费亲手交给学校，生活费亲自交给学生的班主任，并嘱托他们分时分段发给学生。一直觉得，突发灵感的善心很多人都会有，但长年累月的帮助远方未曾谋面的孩子，按时按量汇来资助款，换作是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我经常感叹，8年的助学工作接受的资助款累计有100多万，这100多万都是所有相信和支持我们的资助人一笔一笔累积起来的，其中没有任何公司和企业的大笔捐款，这个数字难道不能让我们所有人感动么？
    每一次繁忙的交费现场，都让我佩服义工们的敬业精神。他们能记得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偶尔还能聊上几句。这需要日日夜夜的全力以赴，才能在心里装得下每个孩子的事情。
    经常有人问我和义工们，你们这么微薄的力量有用么？我们总在重复一句话，只要在做，哪怕你的努力只能影响一个孩子生命中的某个瞬间，你的努力就是有意义的。至少我敢说，这8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光。我们相信聚沙成塔，相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给孩子多一个选择人生的机会。
    8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不理解，但也收获了更多的真情和支持，我们仍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们也期待你的加入。 

唐斌

　　10月底，这里194名学生突然出现集体足掌疼痛的病症。11月初，医疗专家揭开真相，这是学生因平时饮食结构单一，营养状况不良，导致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除了食堂烹饪方式不当，贫穷是最根本原因，而物价上涨为之推波助澜。

　　这次病症，与广州等发达城市因营养过剩出现越来越多的肥胖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1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6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69.05%，在全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

　　11月25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测，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万多亿。

　　昆明学生营养不良集体发病事件，让公众更有理由发问，国力增进是否惠及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东部经济狂飙突进的同时，是否需要福泽西部边远地区？

　　一场袭击194人的“怪病”

　　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

　　10月28日下午，拖布卡镇中心学校校长正率队参加东川区教育系统篮球赛，接了一个电话后脸色突变。他的下属彭尹贵看到，他挂了电话后对大家说：“糟糕，拖布卡中学一百多学生脚疼，可能是传染病。”简短会议随即召开，校长要求各所属小学统计是否也有脚疼的学生，“赶紧上报，不要对外声张。”

　　第二天一大早，镇卫生院6名医生戴着口罩进驻拖布卡中学。紧接着，东川区、昆明市、云南省先后派出大批医疗人员赶到。他们检测了食堂的水、食物，对部分学生抽血化验，同时启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预案。但大家发现，它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传染病。

　　大约从一周前开始，陆续有学生反映脚疼，最初并未引起校方警惕。初一学生孙玉琴说：“先是双脚脚趾有针扎般的疼，后扩散到脚心，似有撕裂般感觉。”同年级的徐光强则说，他最怕早上起床后穿鞋，脚尖的痛楚让他哇哇大叫。一些严重的同学，需要搀扶才能走路，甚至有人拄着棍子上学。

　　到10月29日，这个学校脚疼的学生已经增至194人。疼痛集中在足掌前三分之一处，白天缓解，晚上加重，极少数人恶心、头晕。有12人住进镇卫生院观察，症状更重的3名学生和1名老师则被送往昆明治疗。

　　恐慌在学校和镇街道上蔓延。孙玉琴和同宿舍一名脚疼的女生，被其他同学要求调换床位，住在宿舍的同一个角落，连洗脚也必须与众人分开，这让她们感到委屈与孤立。镇上开饮食店的张云兰说，紧张的气氛让她想起了4年前的非典，她告诫母亲尽可能少出门。

　　调查中医生发现，脚疼者多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学生，她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同时，医生们注意到，食堂大米疑为陈米，且淘洗过多、加工不当，在煮得半熟后把米汤拿去喂猪，蔬菜长年品种单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学生们家穷，几乎不买肉吃。

　　医生们怀疑是营养不良，在给学生补充维生素B1药丸后的3至5天，脚疼症状逐渐消失。最后，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民政部门送来7吨新米、3吨面粉、2头猪和2筐

西红柿―――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学生们美美享受了一周的免费晚餐猪肉，有嘴馋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先后偷偷领取了5份猪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师们商量后，决定宽容相对。

　　几乎同一时期，拖布卡3所小学的60多名学生也喊“脚疼”，但经检查，只有4人的症状与上相符。东川区卫生局局长张建华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集体臆症，心理作用造成的。播卡小学3年级女生张关娇膝盖疼，在外打工的父母打电话叫她去看医生。结果，村医给她开了一瓶复方岩白菜素片―――一种“镇咳祛痰”的药。

　　医疗组直到11月中旬才撤离高山之巅的这所学校，学生们每天在老师监督下服用3次药丸，这时已经痊愈。“虚惊一场！”张建华说。最初，他们还在为是否将这场大规模的“怪病”上报至卫生部而举棋不定。实际上，2小瓶普通的药丸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它们在拖布卡就能买到，价值4元。

一周生活费20元

　　富含维生素B1的蔬菜追不上高涨的CPI

　　20元能干什么？在广州，它不能让孩子们去肯德基饱餐一顿，不能去电游室痛快一场，但在拖布卡中学，这是孩子们一周生活费的全部。

　　孙玉琴每天的菜单大致如此：早上1至2个包子，中午是土豆、白菜、酸菜，晚上是土豆、米线、豆腐，每个菜0.3元，加上米饭，每天的伙食费是2.9元至3.4元，一周5天在校，伙食费在16元左右。剩下的4元用来买本子、笔，和女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却从不舍得买肉吃。“肉要2元一份，只有这么一小勺，”她把拇指和食指围拢，做了个手势说，“而且里面好多是蔬菜和辣子，不划算。”

　　初三年级的张才花，一次回到家里对弟弟抱怨说：“食堂的菜分量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吃了。”

　　红岩村村民鲁文华记得，去年拖布卡中学有3家小食堂，“有竞争，哪家好就往哪家去，”但现在，3家变成了1家，由校方管理，“肯定就没有以前好了。”但东川区教育局副局长杨玉华说，这是学校管理的需要，原来3家食堂各自为政，对校园食品卫生安全不利。

　　同样是这个理由，学校也禁止学生从家里带菜进校。食堂卖的基本是本地产的蔬菜，相对便宜，而

西红柿、豆芽等富含维生素B1的蔬菜需要从遥远的市区运来，价格远比本地菜高，而且涨得厉害。

　　10月中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6.5%，为10年来最高，而云南省CPI涨幅更达8.1%.广州的白领开始把家里做好的盒饭带到办公室，重庆3名市民为了抢得一桶减价11元的菜籽油而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死。在拖布卡，猪肉已从去年的每公斤10元涨到22元，连本地蔬菜也涨了一半。

　　坊间怀疑，拖布卡中学食堂在物价上涨背景下使用陈米，减少菜肴分量，但校长不愿发表任何评论。脚疼事件发生后，东川区教育局要求所有寄宿制学校在加工大米时，务必把煮后的米汤拿出来给学生喝，而不是拿去养猪。但除此之外，副局长杨玉华表示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们无法像北京、上海那样，由当地财政给高校食堂补贴。为了保障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已经非常紧张了。”

　　“同样，我们也无法像一些城市那样，给学生制定营养用餐标准，因为学生买不起。”

　　他特别指出，拖布卡中学食堂每餐都有肉，但往往到最后还卖不完。

　　“拖布卡其实不算穷，”杨玉华说，“在舍块、英明、红土地等乡镇，很多住校生每周的生活费仅有10元多一点。”他儿子在昆明读高三，一周伙食费是150元，他曾这样对儿子说：“你应该来拖布卡体验一下生活。”

　　被抛弃的“世外桃源”

　　杀头猪吃一年，生活用水靠雨水，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

　　拖布卡坐落在滇川两省四地接壤处，金沙江上空海拔2100米高的云雾之中。从昆明出发164公里至东川，再从东川出发64公里至拖布卡，一天2趟班车，需要在山间盘旋3个半小时，难得进城的村妇上车时还是笑容灿烂，最后往往吐得一塌糊涂。

　　如果晚上驱车前去，看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村庄在远处亮着灯，像散落的星星，有时在脚下，有时在头顶，容易让人生出这样的诗意：“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可是，当你深入乡野，这句话吟出的，更是两极世界尖锐对照下的现实。

　　拖布卡似乎很“城市”，镇上虽只有短街一条，电信、银行、商店、酒店却种类齐全，移动发射塔冲天而立，旅馆里床单雪白，有“夜莺”出没。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抽的多是22元一包的云烟。1年前开通的柏油公路缩短了拖布卡与外界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矿老板，带着傲慢与偏见，驾驶越野车不远万里而至，他们用震耳的钻机声搅动了这里沉睡千年的农耕文明。镇政府雄心勃勃，计划新起一栋办公楼，并征地建客运站和环镇公路，打造成东川北部的中心城镇。

　　拖布卡离城市又很远。当这里的学生因缺乏维生素而集体发病，广州等发达城市因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小胖墩却与日俱增，甚至有人不得不休学

减肥。仅以2005年一项统计为例，广州城区每100个学生中，就有7个肥胖儿、10个超重儿。营养学家说，他们摄入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太多，尤其是西式餐饮。而孙玉琴和同村的2名初中生，都不知道肯德基、麦当劳为何物，也不知道周杰伦是谁，拖布卡是他们到过的最远地方。

　　当中国经济如策马狂奔，像拖布卡这样的西部边远山区还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拖布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9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拖布卡镇一名主要官员不愿把学生脚疼事件解读为贫困的结果，担心地方形象受损，但他也承认“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然因素，比如干旱缺水，只能种植土豆、红薯、苞谷等经济价值不高的作物；地势高低不均，农户分散，很难实行公司加农户那样的规模化种养经营。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两边两条江，中间光梁梁”，这是当地流传的两句顺口溜。孙玉琴家就住在这道“光梁梁”的中下部，一个建在30度陡坡上、名叫酒房沟的小村，全村人望着脚下峡谷间湍急的金沙江而不得。20年前，孙的父亲在屋后的斜坡上掘了一口水窖，用一根半开的粗管吊在屋檐下，承接屋顶流下的雨水，然后牵引进水窖，简单净化后，再用一根软管引向厨房。全家人靠这个水做饭、洗脸、洗菜、喂猪，从堂前一溜摆开的水盆来看，水都经过了高效次第使用。

　　孙家有5亩地，各种一半的红薯和苞谷，不够全家5口人和1头肥猪的口粮，在短暂的雨季，能种一些白菜、青豆和小瓜。旱季来临，吃的只有早先晒干的白菜，这个时候孙父需要去村外的矿山里打3个月工，每天30元工钱，用来买些大米和供3个孩子入学。

　　在外风起云涌的一波波涨价风潮，却吹不进酒房沟这样的小农山村。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孙家自给自足，杀一头猪腌了吃一年，他们很少去镇上赶集，因为“没啥可卖的”，也“没钱去买什么”，除了盐和火柴。唯一象征他们不与外界相隔的，就是孙玉琴哥哥去年出外打工带回来的一台彩电，给全家人带来了珍贵的娱乐。

　　从这里沿着羊肠小道攀登1小时，便是崭新的柏油公路，但对孙玉琴和她的同伴来说，这条路只是让她们走得更舒服些。为了省下5元钱的车票，她们要一口气走6个小时。而家住更远处的学生，需要走整整一天。他们的书包里一般放2个地瓜，当作这一周的水果。

　　而在公路上看不见的地方，像酒房沟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它们就像世外桃源，或者说，是被高速经济列车丢弃的乘客，兀自在金沙江边徘徊。孙的父亲说：“电视里常看到中央有什么好政策和扶贫款，可是我这里几十年了，还是一天吃两餐，没什么变化，只在2年前建沼气池时，得到了政府的26包水泥。”

　　从酒房沟沿江上溯10余公里是树桔村。72年前，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北上长征，最终夺取红色政权。而在这次“怪病”风波中，树桔村小学也有4个孩子出现脚痛症状。

　　GDP阵痛

　　金矿开采给一个平静山村带来的死亡和惶恐

　　老瓜地村，金沙江上又一个世外桃源，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了，正午的巷道里一片死寂，老人们缓缓讲述的，也是关于死亡的消息。

　　10年前，这里所属的原播卡乡发现大量金矿，陆续有公司进驻开采。2005年，由加拿大资方控股的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在勘探3年后宣称，播卡金矿储金150吨，可年产黄金7吨至12吨，可持续开采10至15年，堪称中国第一金矿，也是世界级金矿。据称，如果年产黄金10吨，每年将贡献3亿元税费。

　　但在隆隆的钻探声中，老瓜地村民祖祖辈辈喝水用的2口泉眼（当地人称为“龙塘”）先后枯竭，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2004年，4名村妇潜入金山公司一口300米深的废弃采坑，因缺氧窒息全部死亡。村民说，她们只是想把里面的木撑弄出来煮猪食。而为了把山上的青石运到屋顶便于雨水积存，亦有村民在开采中丧生。

　　66岁的周青朝坐在陡峭的红薯地里（峡谷的风似乎就能把他吹倒），讲到这些故事时，想起了自己的孙子周定平。周定平刚出生不久，出外打工的父亲和伯父就在一起矿难中死亡，后来母亲带他嫁到这里，2年前母亲随继父去昆明打工。周定平现在是拖布卡中学的住校生，也是脚疼者之一。

　　顺山直下2小时是奚家坪村（这里也有2名脚疼学生），一块长满了甘蔗的平地，一条小溪从山涧而来，却是浊黄色的。“金山公司勘探，污染了我们的水，给全村139户造成每年14万元的损失，只赔偿我们每年2万元，”这里的村支书包兴朝说，“政府不让我们跟他们争吵，也不喜欢我跟记者说，可是村子这样下去，就要毁了。”

　　金山公司已经帮每户村民架通了从镇上蜿蜒而来的自来水管，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但水要每吨1元钱（旱季2元），村民们灌溉大多还是用水沟里的污水。包兴朝说，奚家坪的甘蔗榨红糖是沿金沙江最甜的，但现在受到了污染，远不如以前好卖了。

　　还让他担心的是，每年雨季，山上都会有大量泥沙淌下，堵塞沟渠、道路，甚至滚下巨大石块。

　　不仅是奚家坪，不仅是金山公司，因污染、征地补偿谈不拢，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当地村民与外来矿老板之间交恶不断。村民多次围攻金山公司办公楼，围堵钻探，甚至哄抢金矿，一位外方顾问就责问保安：“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东川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大同、鞍山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发的矿业城市，号称“铜都”。但由于开采过度，地质脆弱，泥石流暴发频繁、类型齐全，也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云南省则是全国第一个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试点省，矿业一直作为支柱产业被大力扶持。

　　可是，老瓜地、奚家坪这样的村庄不欢迎这些外来者，他们觉得平静的家园遭到了破坏。而另外一些村庄被征地的农民，在一次性获得补偿后，更从此失去传统的谋生手段。他们对未来充满惶恐，甚至觉得生活不如从前。

　　这也许是社会急遽变革中底层弱者必然经受的阵痛。2007年，由于CPI高企、楼价井喷、股市大牛，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攀升至0.48，相当于此前3年的攀升幅度之和。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这个数字仅为0.29.

　　因此当11月25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测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元时，民间在问：它会有多少用在普通民众身上，尤其是没有贡献出巨大GDP的西部地区？

　　“这两年我感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拖布卡镇一名主要官员表示，他一一列举：村村通电、通路，35公里外的引水工程让80%农村受益，“两免一补”教育没有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新农村建设正在深入，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也惠及到每一个村组，“大部分是中央财政下来的，这在以前，我们基层干部想都不敢想。”

　　为何村民还不满意，甚至觉得被不公平对待？拖布卡镇司法所的蒲洪兵认为，随着外出打工的增多，村民们与城市文明接触频繁，权利意识正在复苏，他们不再满足于跟以前比，更愿意跟城市比，跟城里人比，他们嫌变化得太慢，渴望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又一个周日下午，孙玉琴踏上返校之路，她的脚掌不再疼痛，步履轻快。这条漂亮的公路上，走的全是她这样沉默却也不甘沉默的农村学生，不时有矿老板的汽车，呼啸而过。

　　当中国经济如策马狂奔，像拖布卡这样的西部边远山区还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拖布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9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来源：南方都市报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袁小兵 摄影：云南信息报记者 张潮海